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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二十二》导演郭柯:为什么坚持要拍22个人

2017-08-16 09:03 来源:南方日报 刘长欣

  记录中国幸存“慰安妇”的长篇纪录电影《二十二》14日在全国公映。图为剧照。资料图片

  电影《二十二》海报。资料图片

  深读

  对话

  12日,世界“慰安妇”纪念日前两天,起诉过日本政府的“慰安妇”、90岁的黄有良去世,这名曾因日军暴行而饱受摧残的老人在闭上双眼之前,也没有等到施暴者的一句道歉。

  14日,一部记录中国幸存“慰安妇”的长篇纪录电影《二十二》在全国公映,片中没有硝烟,没有血泪控诉,作为主角的老人们,和我们的老奶奶一样,烧火做饭,缝缝补补,打扫院子,有些还喂养了流浪猫,只是,在她们内心有着不为人知的悲惨故事。

  “80后”导演郭柯此前曾拍摄同类题材纪录片《三十二》,与《二十二》一样,数字代表出现在镜头中的老人,为影片开拍之初中国内地公开身份的“慰安妇”幸存者人数。《二十二》从拍摄到放映,历经五年时间,22个名字里14个都加上了黑框。

  影片上映之际,南方日报记者专访导演郭柯以及顾问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、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苏智良,讲述影片幕后的故事。

  她们当中有些人往事一辈子烂在心里

  南方日报:相同的题材,《三十二》和《二十二》一脉相承的是镜头里面没有刻意夸张伤痛的情绪,也没有声泪俱下的控诉,有的只是那些老人生活的日常,洗衣做饭、缝缝补补,您为什么会坚持这一点?

  郭柯:这些老人,可能是最后看她们一眼,为什么不给大家个机会,让我们真正地了解一下她们的生活,静静地看她们住什么样的地方,过什么样生活,别把她们当作一个符号。

  南方日报:她们的状态给你们的感觉怎么样?苏智良作为学者,郭柯作为导演,视角会有不同吗?

  郭柯:普通的老人,非常善良,你对她们好,她们也对你非常好。她们在战争中受过很多的苦难,我们应该静下来思考一下,七十年是什么概念,我们谁都没有办法想象一件事情,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跨度,在一个人心里会变成什么样,我在《二十二》里面听到老人说她看到日本人的照片的时候笑了,她说“原来日本人也会变老啊”。

  苏智良:有的很有戒心,有精神创伤,胆子特别小。记得卓天妹老人前年到上海来参加一个活动,吃晚饭时有一个日本人拿了一包礼品要给她,我跟她说这是日本人,她听到很紧张,我就知道她联想到战时的日本人了。

  我认为我和郭柯的看法肯定会有差别,我要记录历史,重视取证,要反复地调查旁证再确认。郭柯则是披露他们晚年的生活,不会问你成为慰安妇有什么证据。

  所以,在影片中老人没怎么说她受害的经历,郭柯自己也说,他是把这些老人当奶奶看,会想到如果是自己的奶奶,会不会问她怎么受害呢?这是他电影人的视角,他不是刻意去做这样一个调查。我是做历史的,就必须要搞清楚。

  对于老人来说也不一样,像万爱花,就是“我讲出来了,我就出了一口气”。但有些老人将往事烂在心里,直到离世。

  没有历史的画面只有一群可爱的老人

  南方日报:我们留意到一个小小的变化,影片《三十二》中老人们回忆了不少当年的细节,《二十二》对于过往的回忆显得比较克制。

  郭柯:这个是我没法控制的,和老人有关系,《三十二》中的老人去了日本打官司,在叙述方面肯定有她的一套系统,《二十二》的几位老人没有去过日本,非常平静地过着晚年生活,她们非常含蓄地说这些,这个是她们的真实状态。

  南方日报:您之前有没有对片子中的采访设定过一些原则或者标准?

  郭柯:去之前肯定是有设想的,对每一位老人的采访,问她什么问题之类。但当我们拍第一个老人的时候就把所有的剧本扔了,觉得没有必要用这个东西了,我们接触每个老人都是先观察她的生活,从生活做切入点,跟她聊,慢慢地敞开心扉,熟了以后相处几天。她们是九十岁的老人了,跟她们的阅历比起来,今天能够跟她们相遇就要珍惜。

  南方日报:什么时候让您觉得有颠覆的感觉?您希望哪些人走进影院来看您的这部作品?

  郭柯:我觉得应该有新的角度去理解她们,老人说到家人的时候都非常痛苦,说到日本的时候都非常轻描淡写,这些情节应该好好地去思考去揣摩。

  年轻人是我们未来的力量,他们看了以后会对这些老人有更多的关注。有的妈妈带小朋友看,通过片子他们看到一群可爱的老人,没有历史画面,没有血腥。我觉得要让大家先喜欢这个老人,对她们有更多的了解。这个片子不会事无巨细地告诉你什么是慰安妇,但是一定是会让你看到一群可爱的老人,大家喜欢了这群老人,才会去了解她们。

  南方日报:《二十二》上映后排片率从1%逆袭到4.87%,票房破千万,您说会把票房捐给慰安妇研究中心,但此前您一直都是在做商业片,做这件事情对您有何意义?

  郭柯:从表面看我做这部纪录片做了五年,我个人觉得我这五年成长了,我在这个片子上得到的东西够多了,身外之物拿它干什么。我做这个片子的时候没有觉得要进入院线赚钱。现在十几家媒体来采访我,也不是我有多牛,而是因为这个群体。

  看待慰安妇群体社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

  南方日报:据说最初筹备《二十二》的时候有国外的一些投资方,后来没有投资是什么原因?

  郭柯:因为我一定要拍二十二个人,他们觉得投资成本可以控制一下,而且那么多人故事不好讲,拍摄三五个人,把群体体现出来就好了。我觉得这一点无法妥协。外国人是把她们当一个题材,我觉得她们是要消失的一个群体。

  苏智良:我做慰安妇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二十多年了,期间也有摄影家、画家等各种各样的人来找我们,但最终当回事做的也不是太多,郭柯是很认真的。

  我们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关注这个群体,一直到现在,从最初的两百多人到目前不断减少,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了,她们平均年龄都已经90多岁了。

  我们社会看待这个群体也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,过去更多的是带有歧视的,受害者的内心也感觉到很压抑,抬不起头来。所以我们一般不太提倡其他人去打扰她们的生活。

  我说过一句话:看到这一群历史幸存者,没有理由转身离去。我们有责任记录这一段历史,因为战后日本有意识地销毁了大量“慰安妇”的档案,我们要重建历史是非常困难的,所以幸存者的口述是非常重要的证据。因此要去记录她们,多一个证人就多一份证据、多一段历史,虽然这个过程很痛苦。

  南方日报:这些年,社会对于慰安妇话题的关注有哪些变化?您在慰安妇申遗以及起诉索赔方面做了很多工作,现在进展如何?

  苏智良:有很大的转变,包括媒体的转变也是非常大。她们现在更需要关爱,需要更多年轻的志愿者去抚慰她们,跟她们说说话,帮她们做做家务。

  在这个问题上,我们不妨参考韩国的做法,他们的青少年对这个事情的关注度要远远高于我们,包括纪念、关爱等方面都要做得更好。

  其实从起诉那一刻起我们就知道了结果,但就算如此我们还是要去做。起诉的过程能让更多的人知道,特别是让日本人知道那一段战争的暴行。因为这是我们民族历史上的伤疤,不是为了揭开伤疤,而是为了记住教训。

  在慰安妇问题上,这些老人到目前还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道歉或赔偿,她们是一直被日本政府伤害的,万爱花老人说她死都不瞑目,希望我们能为她申冤。

 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 刘长欣

  王腾腾

编辑: 谢嘉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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